一直以来，我们对“老、病、死”常常持着回避的态度，但衰老和死亡的过程是不可逆的，怎样面对生命的枯萎，如何与这世界优雅地告别，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。这里主要探讨《最好的告别》里关于死亡的话题。
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当某位至亲身患绝症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 Ta 呢？这个问题在医院出现了无数次，答案也是千变万化。而我们需要的，是对死亡这件事，要有清醒的认识。
偶尔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
随着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，医生们面对很多重大疾病时不会像以往一样束手无策，某些致命疾病演变成了慢性病，人类的寿命得到很大提升。
于是在很多人眼里，疾病“似乎”变得没那么可怕，医术高超的医生们往往能“妙手回春”。患者们往往会对医疗希望值过高，却无法接受失败的事实。
“偶尔治愈，常常帮助，总是安慰”，这是100年前一位医生的墓志铭，揭示了现代医学的本质：人类 90% 左右的疾病是无法治愈的。
即便是感冒，击败它的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，药物只是辅助手段。医生的目标往往是帮助病人，提升生活质量，给自愈力争取时间，总是安慰并给予他们生活的勇气，而不是像个战士一样彻底战胜病魔。
医学是一个不完善的学科，它是不断发展的学科，它不可能像数学和物理那样精确。
最好的医生也无法计算一个病人什么时候死亡，感冒的病人什么时候痊愈，一种药物用在一个病人身上会有什么后果，常常是我们在一些病人的身上得到的经验用在另一个病人身上，这就是当代医学的现状。
每个病人个体有很大，经常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，这都是公众不敢相信的，但就是事实。
什么时候应该努力医治，什么时候应该放弃治疗？
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案例，某些癌症晚期的病人，为了延续生命并控制癌症，不惜花费高昂的医疗费用。
在承受了放化疗副作用带来的巨大痛苦之后，最后还是在ICU里插着无数根导管告别了人世，花费了终身积蓄，落得人财两空。
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，并且已经重演了成千上万次了。当我们无法确定还有多少时日之时，我们的每一次冲动都是战斗。
于是，死的时候，血管里还留着化学药物，喉头插着管子，肉里还有新缝的线。我们根本是在缩短、恶化余下的时间，可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，患者甚至没有机会说出“再见”“别难过”“我很抱歉”和“我爱你”。
美国抗癌协会曾发表过研究，使用机械呼吸机、电除颤、胸外按压、或者在临死之前入住ICU的末期癌症患者，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的生活质量比不接受这些干预的病人差很多，同时照料者患严重抑郁的可能性大了三倍。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因不治之症而在ICU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，完全是一种错误。面对不治之症，死亡终会不期而至，却没有几个人懂得什么时候停止治疗最为理想。
我们应该要思考：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亲人在最虚弱最痛苦的时候像个战士一样，去战胜不可战胜的病魔？为什么不让他们和亲人和这个世界好好地告别？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实现那些最重要的愿望？
我们可以试着换位思考，当你穿越到未来看到那个身患不治之症的自己时，你会愿意全身插着管子，靠着鼻孔喂食来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周吗？
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也发现，重病患者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，他们的主要关切还有避免痛苦、加强与家人朋友的联系、意识清醒、不成为他人负担等等。
我们不能只为延长生存时间而忽略他们的精神诉求，只有让灵魂得以完整，生命才显得更有意义。
《人间世》
这是一部大型医院纪实纪录片，里面讲到了一位曾因两次脑梗住在 ICU（重症监护室）四年的老范。
老范属于中度意识障碍，还有情感，能微弱地感应到世界，只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反馈，平时只吃胃肠营养液，无法自主进食。
老伴每天只有1小时的探视时间，带的肉汤也只敢在嘴里抹一抹。周而复始，四年如一日。视频里也记录了老范的女儿和重症科两位医生的自白。
艰难的谈话
生命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，当面临生死之决时，我们需要慎之又慎。如果我们回避问题，问题并不会迎刃而解，甚至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煎熬。
当大限将至的时候，是选择努力医治还是放弃治疗，只有患者自己才有发言权，亲人不应该代替患者去做决定。
只有尊重并满足身患绝症亲人的生活目标，我们的医疗干预才更合理。
我们需要有谈话的勇气，尽管这很艰难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当意识到生命的有限，他们就不再奢求过多，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利，他们只要求被允许保留塑造自己生命故事的权利。
我们需要了解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，比如如何度过剩下的日子，是选择做手术还是放化疗还是姑息疗法，在病情恶化的情况下是否进行抢救，以及最想实现的愿望等等。
选择值得信任的医生
在医院我们能见到三种医生，第一种是家长型，也称为命令型，医生会告诉患者和家属要吃什么药，如何治疗，只要听医生的话就行；
第二种是资讯型，医生会把事实和数据告诉患者和家属，一切由他们裁决；
第三种是解释型，医生会作为朋友，帮助患者和家属确定他们想要什么，并帮助他们选择最优的选项和目标。
我们也应该警惕一些有利益勾结的命令型医生，这些医生会给患者强烈推荐一些费用昂贵但疗效不明确的疗法，比如前段时间有位张煜医生揭露了一些不良的医疗行为。可以的话尽量多找一些权威的医生，多听一些他们的建议，选择真正值得信任的医生，这是十分必要的。
国内主要是资讯型的医生，医生会告诉患者和家属不同治疗方式的费用，会有多痛，预估寿命多久，会有什么问题，最后让患者和家属来选。
其实这种方式特别让患者和家属抓狂，他们很难去做出最合理的决定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帮助患者和家属的解释型医生。
诚然，医生和患者理应是对抗病魔的伙伴或盟友，患者和家属应该信任医生，医生也应该帮助患者去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和生活方式，用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结果，这个结果可能是花最少的钱，承受最少的痛苦，能做喜欢的事，或者是最长的预期寿命。
如果没有患者的信任和医生的帮助，结果只能是双输而不可能双赢。
从医疗到照顾，从照顾到解脱
在国内，有一种称作“姑息疗法”的治疗方案。姑息疗法是让病人在生命最后的阶段，缓解身体和心理的痛苦，好好地生活，最后体面的离开人世，不带走痛苦和遗憾。
姑息疗法并不是安乐死，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。安乐死是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，早日解除病人的痛苦。
目前在国内，并没有安乐死相关的法律法规。国家卫健委对此的回应是：对于尊严死立法，相关法律、医学、社会伦理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，社会认识还不统一，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姑息治疗和善终护理的观念正在逐渐成为主流，我们需要让更多身患绝症的患者和家属去了解和接受它们，这还需要时间，不能一蹴而就。
目前国内有一些特殊机构会为绝症患者提供善终服务，其理念和姑息疗法类似。
我们需要明确的是，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，身患绝症的患者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有权利选择如何离开这个世界，生的愉悦和死的坦然都应成为生命圆满的标志。
《最好的告别》的作者阿图讲到了他的父亲。父亲突然有一天手开始抖，去医院查出来是脊柱里长了个瘤子，阿图咨询了全美两个最权威的医生，两个医生给了阿图截然不同的建议。第一个医生建议开刀，然后放疗化疗，预期寿命4-5年没问题。第二个医生的建议是，目前的手抖并不影响父亲的生活，先不要管它，知道父亲觉得不得不做手术的时候才做。
阿图和父亲商量之后，选择了第二位医生的建议，这个健康的状况保持了整整四年时间，在四年里开开心心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这真的是太赚了！如果选择做手术并放化疗，父亲将不得不躺在病床上忍受痛苦直到离世。直到有一天父亲摔倒了，阿图于是和父亲进行了艰难的谈话，问父亲是不是到时间（做手术）了，父亲同意了手术，并向阿图说出来自己的底线，**不要让自己承受有太多痛苦就可以，**阿图也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和底线。
在做完手术之后，父亲恢复的还不错，又生活的好多年。直到病情恶化之后，阿图把父亲接回了家，采用姑息疗法，在父亲疼痛的时候打吗啡（有副作用的止痛药），给父亲擦拭身体让他舒服，带父亲到院子里坐，父亲在清醒的时候向阿图交代了自己放心不下的事。
直到有一天午后，阿图发现父亲的呼吸越来越弱，家人们陪着父亲身边聊天，最后父亲真的走了，安详、宁静、温馨地离开了人世。
结语
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，路途上会有很多站，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。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，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，然后挥手道别。
上篇：如何坦然面对衰老
衰老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，根据权威机构的数据，我国将在2050 年有近 30%（三个人有一个）的 65 岁以上的老人，届时整个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和挑战只会比现在的日本还严重。
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高度老龄化社会？如何让老人安然度过晚年？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一一解答，敬请阅读上篇《如何坦然面对衰老》。
参考文献：